蒋介石当年是如何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(图1)     黄埔军校校长,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,但对蒋介石来说,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。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,跃向权力的高峰,最后成为一国之君。此一飞黄腾达,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,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,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。       俗称“黄埔军校”,显然是因地得名。1924年11月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,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“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”,决议“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,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”,可见当时的名称是“陆军讲武学校”。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“陆军军官学校”。不论何种名称,此一军校的来历,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,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,但心有不甘,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,“重光”法统与河山,然而却屡次失败,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,都坐不稳当,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,找西方国家支持,怎奈谁也不理。       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,而孙中山正需外援,一拍即合。于是,在苏联的“人”“财”“枪”三援之下,孙中山“以俄为师”,成立了黄埔军校。所以,我们可以说,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“中国国民党”与苏联结交后,所生下的一个“爱情”结晶!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,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,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,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;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,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。      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“人”“财”“枪”三援之下的产物,经调查所得,在“人”的方面,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,后来增到三十人。在第一次“东征”时,军中有苏联的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(General Blücher,Galen)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,第二次“东征”时,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;在“财”的方面,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(三百万卢布),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;在“枪”的方面,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、机枪和八千余支(或一万二千支)步枪。同年12月,又运来飞机九架、步枪弹药五百万匣、机枪十二挺、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。      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,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。刘峙所写的《我的回忆》指出: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,负责筹备,但许崇智力不从心,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,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,目空一切,骄纵自私,处事多失公平,致为各方不满。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,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,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,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,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。      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,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,而蒋介石得到此位,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。派团赴苏考察,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,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,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,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。最好的人选,无过于廖仲恺。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,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,然而正因为太红、太忙,不克领团前往。其次该是朱执信,此人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,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,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,都远超过蒋介石,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。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,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。于是,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。即使如此,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。       1923年的3月1日,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,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,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,即侍卫长,命其速来就任,但蒋照例姗姗来迟,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,因为不称心,又于7月12日“愤而辞职”,前往香港。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,蒋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,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:  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(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“瑞元无赖”的性格),还是一时无人可派,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、王登云、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,组成“孙逸仙代表团”,前往报聘,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,9月2日抵达莫斯科。      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,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,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人。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和参谋长甘门涅夫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,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,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,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,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。       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线回国。蒋介石于12月15日抵达上海,给孙中山寄了一份《游俄报告书》,却又迟不回粤。孙中山于12月30日电蒋有谓:“兄此行责任至重,望速来粤报告一切,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!”廖仲恺、汪精卫、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,催蒋南归,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,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广州报命,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。       然而奇怪的是,不到一个月,蒋介石又不告而别,留书请辞。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,就不再奇怪,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、以退为进,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,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。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,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“同生死、共患难”“无难不从、无患不共”,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,回报不够。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,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、爱之不切!       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,没有他扮演的角色。那次会议,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,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: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张人杰、廖仲恺、李烈钧、居正、戴季陶、林森、柏文蔚、丁惟汾、石瑛、邹鲁、谭延?、覃振、谭平山、石青阳、熊克武、李大钊、恩克巴图、王法勤、于右任、杨希闵、叶楚伧、于树德,没有蒋介石。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,有林伯渠、沈定一、毛泽东、张国焘、瞿秋白等,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。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,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、戴传贤、杭辛斋、戴仁、胡公冕、宣中华,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,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。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。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,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。对孙中山心存不满,也就事出有因了。       蒋介石终于1924年4月21日又回到广州,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,5月3日,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。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。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“阴影”。其实,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,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,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,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,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、萧楚女、包惠僧、高语罕等人,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,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,无疑可称之为“红色的黄埔”,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“红色将军”称号。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,甚至是极为赞同的,甚至公开说:“我们要党成功、主义实现,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。”       他所关切的是权力,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“隐忧”,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,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,他在孙总理、廖代表之下,名列第三。直至孙、廖先后去世后,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。       宋平撰《蒋介石生平》,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,“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,整齐严肃,精神焕发,军容极盛,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”,并不正确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(西方式的)军队是袁世凯的“新建陆军”。不过,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,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,只制订七个月为一期的“方便面”式的军事教育,同时为了加强“革命性”,还得学习三民主义、革命史、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。国共二党人士中,肚子里有点墨水的,如廖仲恺、胡汉民、汪精卫、邵元冲、周恩来、恽代英、萧楚女、张太雷等,都在军校讲过课,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。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,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,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。他的训词要点,不外是“严守军纪”“绝对服从他”“不求升官”(没有野心),以及“不成功便成仁”(为他而死),等等。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。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:      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,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、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,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、学员的卧室巡视。有些人以为校长(蒋)不在校而睡懒觉者,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。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,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。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,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,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。       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,常说他们反共,我们要反反共。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,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,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,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。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,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,甚至阳奉阴违,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,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,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。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,则尊而不亲,甚至敬而远之。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,即对邓演达、严重等也是这样。      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,后来变本加厉。当本书作者李敖、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役时,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,为了他要来查,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,大家只好拉野屎,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。他因未进陆军士官,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,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,也只能在“生活情况”上做文章了。